苗医文化-苗族医药的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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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苗族医药的发展也是源远流长、内容丰富,现简述如下。

  一、苗族医药的起源

  苗族医药的起源很早。苗族民间有“千年苗医,万年苗药”之说,而苗族医药见诸史籍的时间也很早。西汉刘向在《说苑·辨物》中说:“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。苗父之为医也,以营为席,以刍为狗,北面而祝,发十言耳。诸扶之而来者,举而来者,皆平复如故。”“苗父”者谁?有的学者认为:“刘向《说苑》说上古有人名苗父,……这个苗父就是黎、苗族的巫师(巫医),巫师治病主要是祈祷禁咒术,但也逐渐用些酒、草等药物”(《中国通史简编》)。

  有的学者认为,汉族文献所记的苗父,就是苗族传说中的“药王爷”。湘黔交界的苗族人民说,药王爷是一个周身透明、状如玻璃、有翼能飞的神人,他不畏艰难险阻,披星戴月为人民“岔税岔嘎”(东部苗语即“寻找药方”),这个传说流传很广,苗族东西部地区均有“一个药王,身在八方;三千苗药,八百单方”的歌谣。至今黔西南州安龙、贞丰、晴隆等地的苗医,还非常崇敬“药王”,在行医过程中治好病,就要以杀鸡祭祖的方式来敬祭“药王”。这个传说同《淮南子》记载的“神农尝百草”的传说非常类似,《山海经》云:“黑水之北,有人有翼,名曰苗民。”其中“有翼”和“有翅”、“透明”的传说,均是神话时代苗族先民的特征,这说明苗族医药是起源于上古神话时代的。

  由于苗族本身无本民族文字和史实的记载,故其医药的起源难于考证,但从众多的其他文献和传说、古歌中,仍可窥知其具体情况,其特点一是起源较早,历史悠久;二是起源于苗族人民生产和生活实践。苗族由于生活于药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,较早地了解和掌握了植物的知识和药用价值。至今在苗族地区,几乎每人都能认识掌握几种甚至几十种药物治疗方法,有些地方家家户户门庭院落房前房后皆种植一些常用药物,形成人们应用草药极为普遍的特点,具有“百草皆药,人人会医”之称,史载楚国巫师经常用苗药作巫具,《楚辞》中有不少记有被称为“苗药’、的“菖蒲”和“泽兰”,长沙马王堆一、二号汉墓把“泽兰”作为殉葬品,说明了苗药的历史悠久和广泛应用。汉武帝时唐蒙在南越吃到枸酱,问从何来,曰:“道西北(yangke江)”(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),即古夜郎境内,《兴仁县志》载:“山产萎(草头加弱),花如流藤,叶如荜茇,子如桑椹。苗家沥其油,醢为酱,味亦辛香。取其叶,裹槟榔食之,谓可辟瘴,苗女持赠所欢,以为异品。”兴仁在古夜郎境内,从上述记载,可知苗族开发植物资源作为食品和药物的历史悠久。苗族“古歌”中关于远古发现药物的故事也很多,如黔东南一首叫《垫哈》的古歌,说的是哈哥小时不幸被虎背去,十年未返,后被父母找回时,野性不改,声音嘶哑不能说话,一次他跑出去到河边吃了很多浮萍,哈哥不但能说话了,还改掉了野性,苗家因此积累了浮萍能治嘶哑病的经验。

  虽然苗族生活在植被繁茂、药物丰富的地区,但苗族早期迁徙频繁,所到之处大多是人迹罕至的荒僻山区和瘴疠之乡,自然条件十分恶劣,但这种环境反而锻炼了苗族生存斗争的能力。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,如果没有起源较早的医药活动,绝对不能保证民族得到生存和繁衍。苗族的许多有名的治疗方法和用药经验,就是来源于这种生存斗争。如苗医著名的糖药针疗法,是一种独特的外治疗法,此法广泛流传于贵州西南和西北大部分地区,贵州关岭镇宁、紫云等地的苗医,用此法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。糖药针疗法溯源于古老的弓弩上应用的弩药,从弩药的成份上看,主要是古代苗人将“见血封喉”的剧毒药汁敷涂于弩箭尖上,以猎取虎豹等凶猛动物,《宋史·蛮夷列传》载,蛮夷人(主要指苗瑶民族)“其保聚山险者,虽有畲田,收谷粟甚少,但以药箭射生,取鸟兽尽,即徙他处。善为药箭,中者大叫,信宿死,得药解之即。”至今苗族仍有狩猎习惯,古代苗族应用弩药是可以肯定的,但其他民族也有弩药,而苗族都能将它应用在治病上,可谓是一创造。苗族在应用弩药的漫长过程中,配制者为适应治病的需要,有意减去了其中的剧毒成份,加入蜂糖等降低药物毒性的成份,用特制的排针或三棱针沾药汁刺于患处,其操作简便,治疗迅速,副作用小,糖药针是苗医独特的外治法,是起源于苗族古代狩猎活动而发明的弩药,这正是苗族医药起源于古代生活和生产实践的有力佐证。

  二、苗族早期的医药活动与“巫医合一”

  由于苗族没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医籍,这同苗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很难确定一样,苗族医药发展无明显的分期。但苗医发展史上确实存在一段较长的“巫医合一”的时期,《说苑辨物》上所说的“苗父”属于这种情况,《宋史·蛮夷列传》载:“西南诸夷,汉(yangke)地,……,疾病无医药,但击铜鼓、铜沙锣以祀神。”苗族人民喜用铜鼓,用它祀鬼神以治病,是较早时期的情况。

  我国汉族地区在春秋时期,巫与医已经完全分离,但经济科学文化落后的苗族,却比较完全地保存了“巫医合一”的特点。道光《凤凰厅志·风俗篇》载:苗族民间“疾病延医服药之外,惟祈祷是务,父母病则延老者,十八人牲牢为请命于神,谓之打十保护。童子病则延巫为之解煞,名曰杨关。”这种“巫医合一”的方式,用苗族的俗语来讲,叫做“巫医一家,神药两解”,到清代还很盛行,民国《剑河县志》载:“民知尚稚,笃信鬼神,患病者不事医药治疗,惟气灵于巫祝,有跳神走阴诸名色”。民国《兴仁县志》载:“黑苗巫曰密那,遇病延之,杀犬而禳,名曰打老魔。”上述记载很多,除方志外,清·田雯《黔书》载:“苗人……病不服药,惟祷于鬼,谓巫为鬼师,鬼师乘以愚人”。清·梁雪绳《黔苗词》中曰:“寨旁??岩屋湄边,手携力弩作嬉嬉,病来不解神农药,杀犬屠牛事鬼师。”可见苗族医药中,巫师治疗疾病并非个别现象,而是一个历史现象。有的地方延续至今,呈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。

  苗族的巫师,在湘西称“巴对雄”,在黔东南称“相孬嘎”,在川滇黔交界区称“笃能”,女巫又称“迷婆”或“迷那”。苗族在历史上由于苗巫文化的影响而笃信鬼神,日常生活中婚、丧、疾病、节日,都要请巫师主持祭祀仪式。许多村寨都有1~3名巫师、巫师必须熟习各种鬼神的名称、性质和祭祀的方法,会背诵咒语。人生病时,苗巫师对病人施行巫术,称“过阴术”或“望鬼术”,有一套完整的方法。单纯以巫术治病,除了有心理治疗作用外,一般与医学无关。但巫师是苗族早期社会的一种分工,他们又是本民族最早的知识分子,由于医药经验的积累,有一部分巫师掌握了一些医疗技术,施行巫术的同时,还兼用草药和其他方法治病,后来巫师由于社会地位的下降而衰落了,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分化为职业苗医,但在行医过程中,程度不同地包含着巫术的内容和形式。

  苗医外治法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起源于巫术,虽然它们已完全脱离了巫术的内容与形式,如苗医的滚蛋疗法,最早是巫师敲蛋占卜望鬼时,为加强其法术的神秘性,将煮热的蛋滚动全身而形成。滚蛋疗法在苗医中广为流传。操作简便,疗效较好。更为独特的是,苗医应用滚蛋后蛋壁和蛋黄的颜色变化以诊断并预后疾病,这同巫师敲蛋占卜有着某种联系,构成了苗医的诊法特点。其他如化水疗法、踩铧口疗法等,也有类似情况。

  另外,在临床治疗中,一些苗医(或病人自己)主张神、药结合,一方面用药治疗,一方面求神请祖。由于对许多疾病的发生无法解释,对危重病的发展死亡无法理解,只好求助于鬼神而与巫“合作”,既彼此利用,又互相对峙,形成“巫医一家、神药两解”的局面,据黔东南10个县的调查统计,巫与医并用的现象至今在某些局部地方仍然存在着。

  “巫医合一”是苗族医学发展史中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,是由于缺乏科学知识,社会发展缓慢而又极不平衡的历史原因造成的,说明了苗族医药的形成过程,脱离巫术的不彻底性和复杂性。但对“巫医合一”情况应作具体的分析,不可一概而论,虽然巫术阻碍了医学的发展,但并未吞噬医学的精华,从而阻止医学的破土而出,这是由于苗族医药扎根于山区的群众之中,又有几千年的实践经验作为基础的缘故,不能以此作为否定苗族医药存在的理由。今天,由于苗族文化知识的提高,这种“巫医一家”的状况已逐步解体。

  三、苗族医药的形成

  苗族医药作为一种传统医学被人们认识和引起重视,还是近代的事,即苗族社会经济发展地位较高的时代。由于苗族与外界的交往增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。湘西、黔东交界的腊尔山区和黔东南雷公山区,在清朝乾隆之前,还未入“官籍”,被称为“苗族生界”,其他大部分地区仍沿袭清初土司制度,有“蛮不入境,汉不入洞”的禁令,汉医药没有传入这些地区。据地方志载,汉医药的传入是在全面改土归流之后,而西医的传入,则是民国以后的事,这说明当时广大的苗族地区,治病全靠自己的苗医苗药。

  苗族地区的医药,在改土归流入官籍之前,就已经享有盛名。道光《凤凰厅志·丧葬篇》记载:“苗地多产药饵……,其药名诡异,非方书所载,或吞或敷,奏效甚捷。”《兴仁县志》载白苗“喜居高山,常采草药,售于市,转徙不恒。”这是地方统治阶级对苗医存在的承认和肯定,这是在对苗族人民十分歧视的时代,作为官方撰修的地方志作出的记载,说明在这之前,苗族医药已经形成。

  以后的记载逐渐增多,清咸丰年间,苗族领袖张秀眉在黔东南领导了震憾全国的大起义,义军中有一位住在黄平黄飘地方的苗族老人叫潘购赊里江,担任医生工作,用苗族医药为起义者治疗疾病和枪伤,是苗族较早的职业医生,至今仍为苗族群众怀念。苗族医生技术高的有起死回生之术,19世纪中叶,湘西苗医治肚脐风的医术已经很高明,还能割取病人腹中的毒瘤,几天后伤口即可愈合。光绪《凤凰厅志》说,苗族医生治疗麻风病的医术颇高,有的还能开刀治肺病。同治年间,永绥厅苗医师石光全精通骨科技术,在治疗颅骨骨折、脑挫伤、脑震荡方面很有办法,远近闻名,被苗族歌圣石板塘编入《苗族名人歌》中加以歌颂。凤凰厅的麻老苗用药外敷,可取出体内竹签、弹片、铁钉、铁屑等异物。还有如松桃厅的杨八厅、龙老二,凤凰县的龙长清、吴老如、谭明清,花垣县的龙玉六等,都是远近闻名的苗医师。据《贵州通志》载,19世纪末,松桃厅地甲司苗族医师龙老二,能为孕妇剖腹取出死胎,曾轰动一时,传为奇闻。贵州黎平的苗医能治毒箭射伤和毒蛇咬伤:并能用古老的膀胱取石术取出结石,雷公山的苗医治疗蛇伤可谓里手,并能在短期内治疗能致人死命的疔、痈、疽和毒疮,对关节炎和风湿症也有较好治法。苗医伤科中的“正骨”特别有名,云南《马关县志·风俗篇》载,“苗人……,有良药接骨生筋,其效如神。”湘西、紫云、关岭、镇宁等的苗医也很擅长治疗骨折,以小夹板固定并外敷以伤药,20~30天即可痊愈,紫云县苗医杨老包即以擅长骨伤而远近闻名。由于苗医的医术出名,民国初年,北洋政府总理多次派人到湘西要求苗医到北京行医。

  苗族医药师许多人有良好的医术,在当地很有名气,有的已成为医疗世家,如贵州黄平苗医杨光利,三代行医90多年,祖辈行医按五经进行分治,但更多的是土生土长于群众中不知名的广大苗医。他们按符合本民族特点的方式行医,有丰富的实践经验,大都具有一技之长。由于缺乏文化,他们不具备整理总结医疗经验的能力,只对疾病有青朴素的认识,具有初步的医药理论的知识。这些苗医没有付诸文字的医药论著,仅以师承父授,或以苗谚歌诀口传心授为传播方式,苗医除行医治病外,也参加一些劳动,完全融合在群众中,这种职业(包括业余)苗医,在当地统称为草医、土医,有很庞大的队伍,这种苗医的形成,可追溯到未改土归流之前的元朝和明朝。苗族职业医的出现,是苗族医药形成的重要标志。

  苗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,不但知医、行医者多,而且深受群众欢迎。在农村中,许多寨子都有苗医,他们了解和熟悉本民族的健康状况,诊疗上有民族特色,看病不分贵贱,收钱很少,苗医历来就是医护一体,无专门的护理员,自古有:“行医上门,送药到手”的医德。苗医在历史上无专门的医疗机构,均是个人设诊,采取民间行医的方式,较能及时发现和处理疾病,方便了群众。贵州关岭一带的苗医,每年远出行医者极多,外出行医的人都是一个小组,二三人不等,药品自备,随用随采,除配售草药外,尤其重视外治法,均简捷而有疗效,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。关岭县五岗乡一苗寨,500人中有300多人能看病,被誉为“苗医之乡”。从贵州历史上来讲,苗族草药医在城乡人民中享有盛名,不少人都请苗医治病,他们不但能治常见病、多发病,也治好了不少疑难怪症,很受欢迎。苗医对风湿、偏瘫、胃炎(心口痛)、骨伤、骨髓炎(巴骨黄)、颈淋巴结核(九子疡)、癫痫(羊癫疯)、炭疽(飞疔)、肺痨等疾病有较好的疗效。苗医对妇科病的月经病、子宫下垂(吊痂)、不孕、避孕,产科中的难产、产后病(产后风月家病)等,以及儿科的惊风、疳积等,都有有效的药方。

  苗医对病因的认识较为朴素,认为是季节气候和外来毒素(如风毒、水毒、气毒、寒毒)等所致,基本上已摆脱了神鬼巫术的桎梏。在贵州黔东南、铜仁、湘西等地,苗医对疾病的认识历来均有两纲、五经、三十六症、七十二疾的说法,两纲指冷病、热病,五经指冷经、热经、半边经、快经、哑经;三十六症一般是指内科病;七十二疾一般指外科病。各地基本大同小异,不离一百零八病症的范围,但认识形式特殊而广泛,它包括了人体的消化、呼吸、神经、生殖、内分泌等十大系统,也包括了疾病的分科,如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皮肤科、五官科、传染科、精神科等。苗医的辨病立症,特别是对疾病的命名,是以民族生活习惯,所见所闻为主,形象具体,易于对症下药。如乌鸦症(昏厥虚脱休克)、蚂蚁症(神经麻木)、鱼鳅症(中暑时令病)、南蛇缠腰症(带状泡疹)等,均是苗医实践中的创造。最近在贵州松桃发现的一本手抄本医书,刊于1934年,内容也是讲108种病症的,有四十九翻、四十九症、十丹毒之分类,但以“翻”命名为世所罕见,也是以形象比喻来命名,如乌鸦翻、象翻、狗翻、蛇翻等,并附有治疗方法,此书流传于贵州松桃、黄平、剑河一带苗族地区,说明苗族医学对疾病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。

  苗医的诊法也十分独特,诊断病情常用望、号、问、触,也就是看望、号脉、问诊、摸触四诊。苗医的望诊丰富多采,除望形态、面色外,还有指甲诊、耳壳诊、指纹诊、头发诊、毫毛诊、鬓角诊、掌面诊或其他特定部位的望诊。问诊是间病情和病史。号脉主要是切足脉或手脉,切脉的手法和部位同中医很不一样,如有三关脉、上马脉、下马脉、指间脉、肘脉、昆仑脉、五指脉等,但多凭自己的经验,各地并非一样,松桃等地的苗医,对五指脉掌握得较好。触就是对病人有关的部位,特别是胸腹部用触诊较多。苗医的诊法虽然比较简单,但却简便实用,利于传授,苗医还有许多诊法的歌诀,可以说是苗医多年的经验总结。

  苗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,创造了简、便、廉、效的治疗方法20余种,其中外治法别具特色。最著名的有薰蒸疗法、滚蛋疗法、糖药针疗法、化水疗法、挑筋疗法、发泡疗法、佩戴疗法、火针疗法、酒火灸疗法、烧药火疗法、放血疗法、药热敷疗法等,均很有特色,其他如妇产科方面的“坐产分娩法”,治骨折方面的“背椅法、“悬梯移凳法”、“双胳膀悬吊法”,治劳损风湿的“踩铧口疗法”,治脓肿方面的“打火针疗法”、治小伤小病的“桐油点烧法”,以及劳武结合的“体育疗法”等,无一不是广大苗医和苗族人民的创造,而且临床效果都还很好。各地苗医各有所长,如关岭、镇宁、紫云苗医外出行医时,除用草药外,还喜用耳针、硫黄针、糖药针、膏药外敷、放血、推擦、刮痧等外治法,广西融水苗医用药物煮沸淋洗治精神病、癫痫等,都很有效。   

  四、苗族药物的发展

  苗族是农业为主体的民族,生活在长江以南温带亚热带气候湿润的山区,这些地方药物资源十分丰富。苗族应用药物的历史悠久,历代本草书均有很多记载。

  从历代医籍中,可以看到苗族先民对药物命名的痕迹。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中,就有用来治病的“答”,这个“答”,汉语无法解释,而苗语却很了然,现在苗语仍称豆为“答”,可见“答”是豆类植物,是汉语记音词。据新近的统计,《湖南农村常用中草药手册》中,中草药借用苗语记音的药物,药名直译(记音)的占有30%左右,苗名意译的占40%,这说明苗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  由于苗族地区盛产药物,是历代地方官上贡朝庭的主要贡品。《宋史·蛮夷列传》载:“咸平元年,古州刺史向通展以芙蓉朱砂二器,马十匹,水银千两来献。上溪州刺史彭文庆来贡水银、黄蜡。”“咸平五年,汉(王旁加尧)(西南夷王龙汉(王旁加尧))又牙校率部蛮千六百人,马四百六十匹并药物布帛等来贡。”历代本草如《本草纲目》菖蒲条引宋代苏颂的记载说:“黔蜀蛮人常将(菖蒲)随行,以治卒患心痛,其生蛮谷中者尤佳。人家移种者亦堪用,但干后辛香坚实不及蛮人持来者,此皆医方所用石菖蒲也。”这段记载说明了苗族用菖蒲治病的情况,也说明了产地与药品质量的关系。《滇南本草》(于怀清本)有灯盏花主治“左瘫右痪,风湿疼痛”的记载,是据云南邱北县苗医的经验收载的。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也收载了不少苗药,如白及条有“白及根苗妇取以浣衣,甚洁白,白及为补肺要药”的记载。

  改土归流后,苗族的药物得到较大的发展,曾有过较为兴盛的时期,这是由于对药物需要的增加,使得药市得以繁荣,19世纪末20世纪初,当时黔东南和湘西等地大批药材经湖南洪江、常德转销武汉等地,刺激了药物的生产经营及药市的产生。如号称“滇黔锁钥”的关岭县,据《关岭县志》记载商品类药物已达200余种,其境内的关索、坡贡、永宁、花江等地形成了繁荣的“场期药市”,许多苗医一方面售药,一方面看病,还进行民族医药的交流。其他如黔东北的《松桃厅志》就记有苗药52种,湘西《凤凰厅志》也记有苗族常用药物100多种,并进入市场销售。苗药的药市,使种植生产苗药的药园发展起来,促进了苗药的发展。如湘西风凰县禾库村老苗医吴忠玉家药园有近200年的历史,贵州安龙县酒垤村老苗医杨明珍、熊德芬,关岭县老苗医杨少堂家都有祖传几代的药园。

  苗医药物品种繁多,包括植物、动物和矿物等1000多种。所用药物,疗效很高,且和中医有许多不同。“药色诡异,非方书所载,统称草药。”(光绪《凤凰通志·风俗》)有些药虽为中医本草书所载,运用也有很大不同,具有自己苗药的特点。

  苗医对药物应用的原则来源于生活的实践和几千年的用药经验,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

  苗药命名,有的突出药物的特殊形貌,有的反映药物的特殊气味,有的则根据药物的特殊功效……,总之,命名形象而具体,注意实际,易懂易记。苗医很重视药物的功效,为此还编出许多口诀,各地均有,生动易记。苗药在加工炮制及剂型方面,苗族医师除多数主张用生药外,还懂得将药物通过晒、炒、浸、酒制、醋制、茶制、尿渍等加工方法,使药物减低毒性,提高药性。在用药上主张“立方简要,“一方一病”,“对症(病)下药”,以单验方治病为主。民间有“三千苗药,八百单方”之说,事实上不止如此,仅湘西一带,单方达1000多个。

  由于苗族历史上无文字,对其医药的发展,历代文献记载甚少,但经过近年的实际调查,发现了苗族医药历史悠久,特色鲜明。虽然苗族在历史上倍受压迫和摧残,但却以自己的创造精神和民族形式,形成创造了自己的传统医药,是我国各民族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,今后必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,为苗族的健康繁衍作出自己的贡献。——龙氏民族医诊所 http://www.lxcmy.com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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